谷作为关键证人未被传传唤出庭，似乎构成本案质证环节的瑕疵。

2.进一步撕裂社会原本已有的裂痕，在本国的历史条件下变相搞阶级斗争为纲。再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已从《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中的条款，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的、对一切法律关系主体都有法律约束力的宪法基本原则，民主主义者和法治主义者有义务尊重这项宪法基本原则。

[7]实际上，美国还有些读物把populism与纳粹主义等很极端的学说相提并论，只是这里没有必要进一步举证而已。所以，我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批判民粹主义，决不意味着我赞成任何形式或内容的精英主义。我赶写出那份报告后，特意赶在邮局下班前向有关中央机构挂号寄出了报告文本。我不赞成这个看法，因为，就算刑法上难以追责，宪法上绝对可以对其追责。一方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封建专制的遗毒深，民主、法治传统少，民众现代法律意识差，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治特征突出。

重庆今日大批冤假错案的初步披露，已经展示了这种灾难的冰山之一角。我这样答复他：薄之凶残狠毒无底线，远胜太祖，他上台管政法，一定血雨腥风，且直接威逼‘班长。另一条暗线是私人领域，身为领导夫人的薄谷开来呼风唤雨，以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为代表的商人鞍前马后，从购买国际机票到购买法国豪宅，有求必应

二是2004年徐明到商务部见薄，有停车场上的交心之语，但这一幕薄熙来在庭上又矢口否认。他们在公域无孔不入，在私域倾心输诚，乖巧机智，踏雪无痕：尼斯房产的蒙太奇计划，经过信托贷款、代持等层层安排，洗掉了薄谷开来的户头，王正刚的500万款项也是透过另一个白手套赵东平落入薄谷开来手中。一条明线是公共领域，从大连市长、书记，到辽宁省长、商务部长，直至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手握重器日理万机，俨然是经济机器运转须臾不可离开的中枢，而豪商们拱卫四周，进退如仪。法庭之上，在公诉人列举大量证言、书证后，薄熙来仍试图靠这种形式上的隔离术，把薄谷开来与自己区分开来：在私域，徐明是薄谷开来的密友，无论是慷慨赠金还是代持房产，薄都可以一无所知——即便徐明经常出入薄家，也不妨碍薄视其为路人，没有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

从庭审纪录，可以清晰地看到薄熙来官商活动的双重世界。不过有趣的是，尽管薄熙来似乎对薄谷开来的私域世界，包括经济状况、财务支出不闻不问，薄谷开来对于薄熙来所在的公域却影响甚巨，无论是大连的直升飞球，还是重庆的公安事务，甚至是王立军出逃后的多次高层会商，薄谷开来都现身其中，大有主张，如同自己家中一般。

正是在在这个意义上，可将薄案的公开审理的庭审记录，视为反腐的公开教程。在公域，薄熙来虽对徐明开过一路绿灯，却少见权钱直接交易的痕迹。在这样的模式下，不论薄熙来对薄谷开来收受财物的认识是概括的还是具体的、是事前明知还是事后知情，都不影响其与薄谷开来构成共同受贿犯罪。24个汽车进口配额，转手又是数百万元的收入。

而此次以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庭审，不仅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施，也可为反腐倡廉提供珍贵的教材。在法庭上面对证人时，薄熙来很喜欢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步步追问，证明自己对相关贪贿行为细节不察，只要不知道家人所获财物的具体情节就可摆脱法律干系。官商关系即为其中的重要一章。薄熙来、薄谷开来、徐明的三角模式，在表面上降低了法律风险，也使薄熙来一家在贪腐陷井中愈陷愈深。

另一条暗线是私人领域，身为领导夫人的薄谷开来呼风唤雨，以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为代表的商人鞍前马后，从购买国际机票到购买法国豪宅，有求必应。庭审记录显示，徐明与薄熙来在私域比较重要的交汇为两次：一是2002年在薄家中，薄谷开来在家中与徐明研讨尼斯别墅时，薄回到家中偶遇。

此次薄案的公开审判，在推进法治进程的过程中，也为反腐大业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按他的说法：徐明对我儿子留学的资助，我失察少教，难辞其咎，我有责任，作为父亲，子不教父之过，我对他受助的机票、住宿等等不知情。

至于徐明，更是受到了薄熙来的不断加持：足球队的转手需市长审批，而这意味着巨大的无形资产，大石化项目更是牵涉数百亿元的投资。进入专题： 薄熙来案 。徐明和谷开来尼斯房产的事，我现在也不知晓，我对该房产概不知情。在薄谷开来统率的私域，则是另一派风光，保险箱、私人飞机旅行、法国别墅、英国管家，都来源于无对价的馈赠。如公诉人在其公诉意见中所说，薄熙来与薄谷开来的夫妻关系决定了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丈夫利用权力为请托人办事，妻子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共同受贿模式。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王正刚提及的涉密场所工程，余额500万元转入薄谷开来的手下，其账目可长达十数年神鬼不知。

潜规则正是在这一情境下展现出来的。在官商关系层面，为打破上述套利模式，既要坚持法治，有腐必治，刑可上大夫，更要在治本的层面建立严谨的防腐制度安排，其中，在官员的权力制衡、亲属回避和财产公开等方面，都可进行较细致的制度设计，从而掐断涌向官员的黑金暗流。

在薄熙来所在的公域，一个批示，乃至一种默许，都能直接转化为淘金机会。当然，自欺欺人的公私分明显悖人情，也无法逃脱法律责任。

按照法学专家的分析，循过往中国司法实践的判例，只要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其家属收受了他人财物，就以受贿罪的共犯来处理。法庭调查和辩论的目标，旨在对法律事实和罪责做出判定。

薄熙来案长达五天的庭审调查和微博直播，以一种口述史的方式还原了薄熙来所涉案由的来龙去脉。唐肖林担任总经理的大连国际公司与深圳办事处的合并，获地再获合建权，可以激活一座升值潜力无限的大厦，进而使唐获得200元现金回报真正的宪法必定是具备宽容精神的，宽容是判断宪法和宪政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是《宪政宽容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四是探讨了我国实现宽容宪政的可能路径及其影响因子。

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现在务必为创建和恪守承载宽容精神的制度而不懈努力。于是，程序性规则如何设置，尤其是对程序性规则的遵循程度就考验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耐力。

但从不宽容过渡到真正的宽容，中间需要经历一个至少不太短暂的容忍与承认阶段。三是翔实地阐述了宽容在宪法学上的应用。

是故，宽容宪政的首要任务在于切实控制宗教和国家权力，否则，宽容即便在政治实践中存在，那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但正如门中敬在该书第五章宽容宪政的理想模型中所指出的那样，宽容并非只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功绩，因为宽容宪政已经抛弃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标签，并超越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宽容的天赋权利论传统，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实践的处方。

因为人类不宽容的历史就是宗教权力或世俗国家权力专断和滥用的历史，不宽容都是以权力不受制约为基础、作桥梁。斯多葛学派通过反思古希腊后期政治专制和不宽容，提出了自然平等原则学说，从而奠定了古代宽容的理论基础。尽管法理学家弗朗索瓦·博杜安曾明确表示：加尔文无权就宗教教义问题开一个刑事诉讼的先例。作者以为，人类的宪政实践经验表明，承载宽容精神的优良政体离不开这样几项政制原则，即代议制民主、现代政党制度、权力制衡以及宪法审查制度等。

对程序性规则弃如敝屣的民族，注定难以始终如一地践行宪政宽容精神，它必将要为自觉拥抱宪政宽容付出更多更沉重的代价。由此，在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具体如何彰显现代宽容理念，即宽容的法律化、制度化和技术化问题，是《宪政宽容论》精剖细析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经历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古代宽容走进历史，现代宽容取而代之。是书前三章重点阐述了宽容的起源，及宽容理念在古代和近现代的发展嬗变。

进入20世纪以来，宽容在宪法学传统、理念和知识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构成推动宪政发展的内在动力（《宪政宽容论》韩大元教授序言）。无论对权力的限制还是对权利的保护，都需要借助于毫不利索甚至堪称繁杂的程序性规则。